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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腐，犹如一面照妖镜，能映射出人性的丑恶，更使无数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。纵观中国历史，有多少人不顾后果，不惜生命，哪怕身败名裂也要堕入贪腐的深渊；同时，更涌现出了无数廉洁忠臣与之殊死搏斗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。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严锴，将通过《中国反贪通鉴》系列节目，为您讲述中国历史上贪腐是如何产生、如何蔓延，历朝历代又是如何与贪腐行为进行斗争。
在春秋战国贪腐横行、欲壑难填的环境中，涌现出了不少正直清廉、奋发有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，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谴责贪污腐败、行贿受贿、横征暴敛和骄奢淫逸的风气，其言论构成了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百家争鸣，但在反腐的领域里，他们彼此之间并无分歧，创造出了一整套廉洁从政、自律修身的思想体系，从理论上证明贪腐行为是非法的，错误的，而且祸国殃民，贪污者自己也必将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；从事实上揭露贪腐行为的丑恶行径和造成的严重后果；从目的上，倡导人们能清廉勤政，树立拒绝贪腐的先进典型，以便在社会上能形成共识，构建风清气正的道德标准。
展开剩余83%我们先看看当时人们是如何揭露贪腐行为的。话说有一回晋献公率众出门打猎——晋献公其出现频率颇高，古代君主的围猎都很兴师动众，几乎所有重臣全要陪同，既是练兵，有时候还要走访巡查。当时，晋国的边境盘踞着一部少数民族，叫狄柤，非常彪悍，还筑有坚城。晋献公巡查到这儿，远远望了望狄柤，心中顿感不安，回来之后是吃不下睡不着，因为这个部落严重威胁到了晋国的边境安全，视为大患。有人为献公剖析，说：“翟柤之君，好专利而不忌，其臣竞谄以求媚，其进者壅塞，其退者拒违。其上贪以忍，其下偷以幸，有纵君而无谏臣，有冒上而无忠下。君臣上下各餍其私，以纵其回，民各有心而无所据依。以是处国，不亦难乎！君若伐之，可克也。（《国语·献公伐翟柤》）”翻译过来就是翟柤的君主贪婪成性贪得无厌，身边满是争相拍马屁阿谀奉承的小人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升官，说实话的忠臣全被排挤在外，君臣上下所有人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满足一己私欲，内心的邪恶得到充分释放，肆无忌惮，在这种统治下，老百姓更是各有各的想法，没有人会维护他们的政权，已经是一盘散沙，根本攥不成拳头，如若出兵，肯定能灭了它。闻听此言，晋献公非常开心：“公悦，乃伐翟柤。（《国语·献公伐翟柤》）”果然将其剿灭。
春秋时期，诸子百家中，老子的学说影响很大，我们知道他主张“无为”，反对人为制定法令，特别是统治者，因为这些统治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私利制定一些法令，根本无法保证法令内容的正当性和合理性，使原本那些合理的行为变成了“非法”，原本那些守法的人民变成了“罪犯”，所谓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（《道德经·第五十七章》）”。举一实例，我家祖祖辈辈在附近的山上砍柴，打猎，除了自己吃用，也卖了换钱过活。没想到某天国君获悉山中存有稀缺资源，遂颁令：禁绝民众于该山砍柴、狩猎，收山归国。此令既出，附近村民生计无着，为维持生存，只得私往山中继续砍柴、狩猎，大家全成盗窃国家财物的“违法乱纪分子”了。岂不荒诞？
老子反对人为制定法令的主张固然有些偏激，但证明他看透了政治虚伪贪婪的一面，所以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朝甚除，田甚荒，仓甚虚；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；财货有余。是谓盗竽，非道也哉!（《道德经·第五十三章》）”你的宫殿台阶又高又宽十分奢华，可民间却田地荒芜，国库也非常空虚，而作为人君，不思勤俭，仍身着锦绣华服，佩带着锋利的宝剑，吃着珍馐美味不厌其烦，搜刮财货珠宝不厌其多，这样的君主简直就是强盗头子，如此治理国家堪称无道！由此，我们发现在老子眼中配查信，贪得无厌的君主不是君主，乃是盗窃团伙的首领，土匪头子。
同是道家，庄子也有类似的描述，我在此前已论及，庄子说：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。（《庄子·外篇·胠箧》）”此处不再赘述阐释，存疑者可复听前文。
讲完老庄，再看孔孟。提到中国传统文化，绝对绕不开儒家“孔孟之道”，孔子的“仁”，孟子的“义”，都与贪腐势不两立。先看孔子。一次，鲁国权臣季康子找到孔子，说现在国家盗贼太多，治安不好，无计可施，还请先生赐教。孔子直接来了句：“苟子之不欲,虽赏之不窃。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”只要自身无贪鄙之念，就算下令鼓励老百姓行窃，偷东西不仅不治罪还有赏钱，百姓也绝不会做！孔子言辞犀利，一针见血，直指他季孙氏宗族的贪欲才是盗贼横行的根本，要知道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”，你们家如此奢靡，天下百姓见之岂会不眼红、不动心？心动则行，这才开始偷窃，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有你季孙氏的贪腐行为作榜样，其他人铤而走险去当盗贼便不足为奇。想治理？那得先从你，国家的领导者开始。
孟子比孔子晚，孔子生活在春秋，孟子生活在战国，战国比春秋乱，所以孟子言辞比孔子更峻切、直率。他有句名言：“城郭不完，兵甲不多，非国之灾也。田野不辟，货财不聚，非国之害也。上无礼，下无学，贼民兴，丧无日矣。（《孟子•离娄（上）》）”城墙不高，武器和铠甲不够，这根本不算国家的灾难；田地没有开垦好，粮食产量不足，物资供应不上，这也算不上国家的大灾难。可如果做君主的不讲礼义，不用仁义治国，下层民众由于缺少教育而愚昧无知，就会导致那些贪得无厌残害百姓的官吏横行乡里——“贼民”指的是残害百姓的官吏。如此一来，国家灭亡就指日可待了。
同样是儒家大师，战国时荀子也对君主的贪心深恶痛疾，他说：处在乱世的各国君主“污漫突盗以先之，权谋倾覆以示之（用肮脏龌龊贪得无厌的行为和思想给民众作表率，把玩弄权术尔虞我诈给百姓当做榜样），……使愚诏知，使不肖临贤（让愚昧的人去教导智慧的人，让无能的人领导贤能的人，各种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导致百姓生活极端贫穷，还要拉他们服兵役做徭役，终日劳累得不到休息），生民则致贫隘，使民则极劳苦。是故，百姓贱之如尪wāng，恶之如鬼。（《荀子·王霸》）”所以老百姓对他们的君主恨之入骨，憎恶得如同魔鬼。
荀子的学生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对贪污腐败揭示得最为透彻，他在《八奸》一篇中罗列了八种以权谋私祸国殃民的行为，其中一种叫“养殃”，就是迎合君主纵情淫乐，“尽民力”、“重赋敛（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）”，极力搜刮民脂民膏为君主修宫殿，供养飞鹰走狗，广选美色。他们之所以这么积极，这么乐忠于满足君主的一切需求，还不断把这些需求放大，因为他们要“树私利其间（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）”，自己要从中捞好处，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先私扣而后献，不知不觉就搅得国家上下乌烟瘴气，贪腐横行，最终酿成祸患助长灾殃，这就叫"养殃"，跟养虎遗患有些相似。
韩非子还指出战国时“卖官鬻爵”的现象：“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（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）”，通过卖官聚敛钱财结党营私，提拔重用不看功劳大小，唯以财货多寡为断，多给钱，就有人替你说话，给你官做，所以越来越多的官吏不安心工作不恪尽职守，转而结交权贵，想尽办法聚敛钱财：“是以吏偷官而外交，弃事而亲财。……此亡国之风也。（《韩非子·八奸》）”这种风气必将招致亡国。
由此可见，春秋战国时，无论是有志之士，还是保学的思想家，都对贪污描述得极为深刻，言语犀利配查信，其中以韩非子为最。那么，面对君主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，他们又是如何抨击的呢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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